新中国的诞生代表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领导和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第一个历史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任，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篇章。

  抗战胜利了，战争就要结束了，统治区是个什么状况？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又是什么样呢？

  我们可以借用美国人约翰·S·谢伟思的实地调查来讲述。谢伟思生于中国成都，美国驻华外交官，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1944年6月20日，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关于统治区的情况，他写道：“中国面临经济崩溃。军队和政府机关人心涣散，士气民心低沉。沮丧情绪广为扩散，普遍感到绝望……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纲纪废弛。受通货膨胀之害最重的知识分子和工薪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农民对滥肆征兵、征税和其他形形的强制性摊派的不满，已经逐步扩大，而且越来越强烈……谋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绝听取进步的批评意见，已使它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

  在发出这份汇报的一个多月后，谢伟思参加了“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和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不同的人。”这里的“精神气质和气氛”与统治区明显不同，他记述道：“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是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对他们绝对没奴颜婢膝之态……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炫耀虚饰的现象。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士气是很高的，战争看来接近了，而且是现实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

  谢伟思所观察到的两个不同的世界正是中国抗战胜利后中国的真实的情况，二者众多的“不同”已经明显决定了二者的不同的命运，而这一切均与中国人民的未来命运息息相关。

  抗战胜利后，中国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早在1944年9月15日，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希望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这个主张一经提出，获得了国共两党之外广大中间势力的全力支持。10月10日，中间势力最具影响力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政治主张，郑重表示：“立即结束，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联合政府已成为之外党派的共同政治诉求。其实，早在提出联合政府主张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就曾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在战争还在接着来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组成联合政府。”

  然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为维护其一党独尊的政治地位，极力反对提出的联合政府的主张。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应付国内外舆论，为内战准备时间，提出了邀请领导人到重庆进行谈判的建议。

  中国对国内外局势和的内战阴谋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应当因势利导，首先是反映人民在长期战乱后休养生息的强烈意愿，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党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政治口号，接受邀请赴重庆谈判，同时人民军队做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各种准备。1945年8月28日，偕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同当局进行谈判。亲赴重庆，充分显示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社会舆论的高度赞誉。在和各派的努力下，谈判最终达成了若干协议，但就在协议墨迹未干之时，却置国内外舆论于不顾，于1946年6月26日悍然发动了对中原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由以上能够准确的看出，抗战胜利初期，中国一直在为建立一个民主进步的联合政府而努力，并且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可在一心维系独裁统治的蒋介石集团武装炮声下，这些努力未达到效果，但我们党为和平、民主、团结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唤醒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使人民看清了政府的反动本质，中国赢得了民心，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面对军队气势汹汹的全面进攻，党领导解放区军民沉着应战。人民军队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头8个月内歼敌71万余人，挫败了的全面进攻，使其“速战速决”的反革命计划破产。

  统治集团为了进行内战，向美国大量出卖中国权益。美国也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因而对政府给予多方面援助，包括派军事顾问团、海军陆战队来华等。驻华美军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1946年12月24日，美国兵在北平一名中国女大学生，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和，全国共有50多万学生参加抗议活动。学生的爱国斗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声援。这场以为先导的人动，很快发展是我们党领导的配合武装斗争的反抗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中国适时地提出在国统区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广大阵线，使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更广泛、深入地发展起来。

  全面内战开始以后，统治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急剧恶化。大批民族工商业濒于倒闭。农业经济严重萎缩，农村饥民遍地。公务人员、教职员和学生的生活陷入极端的困境。广大民众在饥饿和死亡线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全国兴起。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5000余名爱国学生，冲破宪警阻拦，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学生们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向国民参政会请愿。同一天，北平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上海、天津、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地的爱国学生也通过罢课、等方式参加斗争。同五二○相呼应，统治区别的方面的人动风起云涌。1947年间，20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320万工人罢工。在农村，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和征税。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举行了武装起义。蒋介石政府内外交困，已处在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

  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人民军队的总兵力发展到195万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总部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接着，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制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及一系列方针政策。据此，1948年4月，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进一步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人民解放战争的新形势，要求在解放区更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

  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个老问题。“耕者有其田”已经断断续续地喊了2000多年。历史上农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绵延不绝，但是农民战争即使改变了朝代，也没能改变农民的命运。然而中国这个“千年难题”，却由中国解决了。

  土改前的旧中国，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是极其不合理的。占人口总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为了改变这样的情况，中国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坚决拥护广大群众在反奸、清算、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1947年7月至9月，在主持下，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区各级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彻底平分地主土地，迅速形成土改热潮。到1948年秋，在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党的土改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参军、支前成为了他们的自觉行动，仅山东一省，国共内战时期就向部队输送了95万兵员，动员了1106万民工、民兵帮助部队运送物资。不仅如此，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还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农民翻身做了主人，进入了新天地。

  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国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这正是党不忘初心的真正体现。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这就使得党能够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而赢得胜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土地问题虽也有成套的理论，但直到在大陆失败，也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内战期间，加给农民的实物和金钱负担，就超过1936年的4至5倍，有的地方甚至超过20倍。

  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中国的团结争取和鼓励支持，促使各派和许多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宣布要与中国“携手合作”。民主派实行联合，在香港正式合组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与此同时，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都明确说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央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派、各阶层代表人士热烈响应，并陆续摆脱的阻挠，通过种种渠道进入解放区，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工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奠定了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历史到了这样一个时间段，孰胜孰败已经一目了然，政权的覆亡只是时间问题。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地分析战争形势，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时机，选定决战方向，并针对不一样战场的特点制定作战方针，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使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以三大战役为标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人民群众在战略决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支前民工达886万人，出动担架36万余副，大小车100万余辆。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央于1948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最后打败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重要准备。1949年3月，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会根据的报告，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确定了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特别提醒全党同志，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1949年4月21日，、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人民迅即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4月23日，占领南京，延续22年的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员会议在北平召开，成立了以为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只能是工人阶级(经过)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人民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提供了指导，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作了政治理论准备。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员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在开幕词中豪迈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人民政协是中国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员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次政协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展示了新中国的宏伟建设蓝图，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它具有临时宪法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震撼了全世界，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到“”结束，这是中国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个历史时期里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大多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新民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确立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即：国体———工人阶级（经过）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国家结构及形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又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诞生在救国救民时代大潮中的中国，其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充分保障人民权利，根据中国国情，党领导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议行合一，由人民代表行使民主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1949年12月，要求各地迅速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发扬民主，加强人民政权建设。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为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种准备工作，体现了人民民主精神。到1952年底，人民代表会议慢慢的变成了一项经常的制度，在全国各地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1953年3月颁布的《选举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就使人民的选举权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同时，为举办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选举出全国人大代表1226名。这些代表，包括了统一战线各阶级和各派的代表人物。其中，党员668人，占总数的54.48%，非党外人士558人，占45.52%。这样的代表构成，充足表现了代表性和广泛性。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民主追求和民主品质。为此，1953年12月亲自主持宪法起草工作。他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政府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做党和政府的主席了，谁来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1954年6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并征求意见。在此后近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各界共有1.5亿多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提出118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和问题。饱受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如此充分的民主权利，享受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所得来的胜利成果。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员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还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使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在新中国第一次获得了宪法的保障。这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两大原则，即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把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用根本形式确定下来，并指明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确立。这是党带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制度保障。依照自己的奋斗目标，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赋予其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地位，从制度上确保了人民民主。人大代表工作和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天然的、紧密的联系，对宪法、法律，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的贯彻实施情况体会最深刻，对真实的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了解最深入，对方方面面的民生问题感受也最直接，因而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和呼声，这是中国人大代表制度的重要优势。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员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宣告结束。1954年12月，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指出，人民政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领导下，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通过各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结全国人民，并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就国内外重大事项和重要人事安排进行协商，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次会议，解决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的问题，解决了政协与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和相互配合问题，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我国长时间坚持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八大正式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确立为中国与派相互关系的基本方针，从而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格局。

  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占90%以上，但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极为广泛。实行什么样的民族政策，事关各民族能否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当家作主，事关各民族自身的发展繁荣，事关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相互关系，事关国家的统一。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之后，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等重要事项作出明确规定。1954年宪法以根本形式确认了这一制度，并从始至终坚持实行。它将民族自治地方规范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县以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民族乡。随着内蒙古自治区、新疆尔自治区等5个民族自治区和相关自治州、自治县的先后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得以实现。这对于中国在任何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从始至终保持国家完整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互助和民族发展进步，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意义。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充足表现了我们党坚持不忘初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这些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形成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在短短3年内就根本扭转了反动统治留下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各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巨大成绩。与此同时，我们国家社会经济中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问题是需要党采取新的方针来解决。这就使得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1952年9月，提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和大致设想。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后来正式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这条总路线。

  党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充分的利用3年来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条件，实行以多种过渡形式改造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政策，积极而又循序渐进地完成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初步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这是党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条件的新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及发展的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是符合新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际和规律的。经过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和教育，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全党获得了统一认识，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新的纲领。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是中国领导各族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使中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上来，积极投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一五”计划规定，5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其中又把88.8%用于重工业建设。国家工业化建设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工人阶级在努力提升个人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慢慢地发展成为以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发明和改进了“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3年的劳动定额。大同煤矿工人马六孩和他的伙伴们创作了一套巷道快速掘进法，大幅度的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这种充满时代精神的口号，反映了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正在化为千百万职工的实际行动，鼓舞着中国工人阶级忘我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农民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出现了李顺达这样的劳动模范。工程科学技术人员在工业化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方面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惧艰苦，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为从组织上保证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党中央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充实到工业战线，培养他们成为行家里手和领导骨干。据不完全统计，1952-1954年，全国抽调到工业部门的干部共有16万多名。

  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规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大大小小的建设项目不胜枚举。“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超于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几个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上涨的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步伐在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

  在贯彻总路线的过程中，党探索并稳妥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问题。对个体农业，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过渡到土地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集体化。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方法，逐步实现手工业集体化。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党在恢复经济的实践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些本来为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困难而采取的措施，事实上引导私营企业在生产关系上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使其绝大部分成为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党从总结经验中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1955年夏季起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初步建立起公有制占非常大的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首先，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逐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生前，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同时，我们还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正是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1979年9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地、持续地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其次，尽管经过了两次大的起伏，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相当快的。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3年到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年产13.52万辆。从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情况去看：按当年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6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这一个数字虽然还不高，但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是很明显的。

  再次，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慢慢地提高。中国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随着建设事业的推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

  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村居民从1952年的65元增加到1976年的131元，城镇居民同期从154元增加到365元。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本的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56.5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长起来。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

  在1979年明确地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快速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仍旧是在30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这些进步，是在中国的领导下取得的，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初步而有力的显示。这充足表现了我们党始终不忘初心，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的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在探索刚刚起步时，就论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有中国特点的思想和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阐明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此后，党又进一步总结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初步作出了正确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两步走的发展的策略，并且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

  在执政条件下加强的自身建设方面，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会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为此，他提出：员一定要坚持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必须防止在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系统地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怎么来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之后，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这些思想成果，为党接着来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1981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这是对于党在这一段时期的主题和主线、本质和主流所做的科学概括。正因为党带领人民取得上面所讲的巨大成就，中华民族才得以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老的中国才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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